社会心理：剩男剩女与房子

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广东省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达到2063万，其中男性未婚人口为1096万，占同龄男性人口34%；女性未婚人口968万，占同龄女性人口30%。“剩男剩女”的情况早有耳闻，但今天看到这数据，还是很吃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剩男剩女”呢？

　　一般的解释总着眼于现在年青人“身体”的觉醒，意思是，与父辈受集体主义影响不同，他们更受个人主义影响更大，更讲究个体自由，而不是责任，因而不愿意过早的被家庭束缚。而在我看来，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错，但清汤寡水、老调重弹，是懒汉思维。要真正看懂这一现象，我认为必须从身边的现实问题入手，尤其是房价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笑话：　　

　　蜜蜂先生狂追蝴蝶小姐，而蝴蝶小姐最终却嫁给了蜗牛。蜜蜂很是不解：“它点哪比我强啊？”
　　蝴蝶小姐说：“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老是住在集体宿舍里！”　

　　天涯网友端宏斌认为，“该现象有其进化生物学根源，为什么雄孔雀要拖着个华而不实的大尾巴？为什么雄马鹿脑袋上要顶着个超大鹿角？为什么雄象的牙会这么巨大？在进化生物学中这被称作“失控选择”，就拿马鹿为例，雄鹿鹿角的生长要耗用大量钙质、磷酸盐和热量，只有营养状况最佳的雄鹿才有实力作此投资，因此雌鹿认为大号的鹿角是拥有优良品质的可靠保证。所以，即使鹿角再怎么无聊、夸张或可笑，对雄鹿来说，都是不得不进行的投资，否则就没有机会延续后代。人类世界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现代社会，因为房子不是那么容易购买的，所以理所当然房子就成了人类男性头上的“鹿角”，房子再怎么无聊、夸张或可笑，男性都不得不参加这场“战争”，以证明自己拥有优良品质。”

　　端宏斌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房子为什么重要，以及80后男性的需求推高了房价。这表面上看有道理，可我们要清楚，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啊，可为什么单单我们时代就把房价推的这么高呢？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房子的需求为什么特别强？我认为，还必须从社会心理层面找原因，尤其是女性视角。

　　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女孩子非“四有新人”不嫁，特别是要求有房子，才是房价走高的原因之一，甚至是大面积产生“剩男剩女”的根本原因。而她们之所以会大面积的产生这种观念，却与中国自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电视、图书等各种手段建构了“半张脸的神话”有关——

　　“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开着簇新的宝马车去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在怀揣即将与外商签订的商业合同、匆匆跨出家门之前，不会忘记与美丽的太太吻别；他还很讲究生活的情趣，周末打几杆高尔夫球，晚上还要去听交响音乐会……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每当建造一个花园式的别墅群，发展商总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甚至当街挂出横幅，说是在为他准备“理想的居所”；宾馆、饭店、夜总会，还有那些说不大清名目的场所，都殷切地敞开大门，盼望他成为出没的常客；一大批报纸和杂志，竭力揣摩他的口味，不断改换开本、纸张甚至宗旨，只为了能够进入他的客厅；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甚至一家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婚姻介绍所，在门口贴出告示，将一周中登记者最多的周六和周日，优先分派给“成功先生”和“成功女士”…… ”

　　在中国，最早看到这点的是王晓明先生，上面这段文字出自他之手，他还倾向于将这“成功人士”的神话理解为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从它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一系列包括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隐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这些运作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它所起的主要的作用，似乎就是把复杂的现实单一化，它放大现实的某一方面，却又将另一些方面遮盖起来。比方说，就在上海，经过最近10年的社会变动，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间，产生了三个新的阶层：“新富人”、“白领”和“下岗”、“待退休”的工人。可是，当“成功人士”的形象铺天盖地，几乎遮没你全部视野的时候，当你漫步在这形象最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橱窗、霓虹灯和大理石墙面共同酿造的“成功”气氛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呢？你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你也可能忽略“白领”阶层的艰辛，你可能因此发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这些幻想的尽头，正有失望、不平和沮丧在静静地等着你。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这样的情形实在并不少见。 ”

　　他还认为，“成功人士”的这半张脸，它固然表达了人们消除穷困的要求，释放出当代人追求富裕的冲动，但同时，它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另一些同样渴盼释放的内心欲求，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呢？更何况，就是这表达和释放，也包含着压缩和删削。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绝非人的物质欲求的惟一内容，双眼紧盯住“大款”，什么流行就学什么，更可能只意味着物质享受的狭隘化和粗鄙化。一种有质量的物质生活，应该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物质欲求，使我们的感觉更为细腻，需求更为多样，……当然，人本来的欲求再丰富，一进入具体的社会环境，种种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总会以各种限制、减损、放大和扭曲的方式，不断地塑造它。比如今日的那些日渐简单、粗糙和肉感，以为非如此不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图书、报纸和影视节目，就正是在与“成功人士”一起，有力地塑造着今日大众的生活视野和“个人”欲望。

　　王先生是文化人，所以他感触最深的当然是人的精神性被“半张脸”的神话给压扁了，而我今天感触最深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深深的塑造了一代人的消费理念和生活理想，以及这种憧憬被打翻的罪魁祸首。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下女孩子在“半张脸”的神话影响下是怎样被锁入“陷阱”的——最近几年，国内的房价非常的高，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例，他们想在6年内（也就是30岁前）买100平方的房子，在广州要100万左右，首付三层也要30万，也就是说每年要余5万，等于平均月工资要8000以上。很显然，能达到这个工资的年青人应该不到这个年龄的10%，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孩子还是坚持非“四有新人”不嫁，至少要求有房子。于是，他们只好拖，等有条件的男孩来娶，一拖就拖过了30岁。过了30岁，“四有新人”即使有也不愿意娶大龄的她，而愿意娶比自己小几岁的。这样一掐，坏了，很多剩女就是毁在这“半张脸”的神话陷阱中。而女的嫁不出，男的能娶到老婆，单身比率当然也就高了，因为30岁前能独立买房子的实在是少数。也许你们会觉得我胡说，因为我们身边，好象30岁以下男人买房子的也蛮多，那我请你们去调查下：1、看他是用自己薪水买的，还是用了女朋友的钱；2、看他是不是用了家里的钱。针对第一种情况，只能说他找了个好女朋友，或者说他女朋友中“半张脸”的毒不深；而针对第二种情况，当然也能说他有好的父母，但别忘了，现在有个词叫“啃老族”，说的就是我们80后从家里把父母的养老钱拿来买房的现象。我现在尽管没数据，但以我的观察判断，30岁前能用自己的钱在大城市买房的80后真的比例不高，大概就10%的比例。即使把1的情况加进去，小两口能凭自己工资买房的也大概是30%，即使把2的情况再加进去，也大概是50%，也就是说，大概还有50%的80后是自己没有办法买房的，这种物质基础当然就无法成为婚姻保障，根本上就导致了“剩男剩女”。一句话，这不单纯是文化学现象，还是经济学现象、社会学现象。

　　最后，我还要罗嗦两句，这“半张脸”的神话跟“中产阶级执政说”是孪生兄妹，只不过前者是社会心理泡沫，而后者是政治结构泡沫，但他们都共享“现代化神话”这一基础。关于“中产阶级执政说”的谬误，秦晖先生已经通过历史辩析批评过了——“有人说民主需要有一个中产阶层，说中产阶层是民主的前提。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中产阶层，有的人理解为中等收入者，有的人把它理解为好像是企业家，所以产生很多混乱。其实你在西方的民主经历中看所谓的中产阶层是什么呢？和“产”是没有关系的，是中间等级，而这个中间等级可能是最穷的人，也可能是最富的人，这个所谓中间等级，所谓的中间不是指收入居中间，而是说在中世纪的晚期，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也就是说既不是剥夺别人自由的，也不是自由被剥夺了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市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农奴的人。大家可能知道市民中有很穷也有很富的，但是都是市民，市民就是中间等级，也就是第三等级，这三个概念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第三等级或者中间等级为什么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呢？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下，如果有一部分人是农奴主，显然他们对民主是不感兴趣的，有另外一部分是农奴，他们根本不是国家公民，国家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不向国家纳税，他们只向农奴主交租，对他们来说就是怎么对付农奴主的问题，而不是参与国家大事的问题。如果要让农奴对国家大事产生兴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农奴觉悟低，而是国家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在这些国家搞民主，前提是要有国民，就是直接跟国家发生关系的，他们那里的贵族是有特权的，他们不交税，所以不会产生无代表不纳税的问题，农奴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农奴也不向国家交税，他们只向自己的主人交租。只有什么人交税呢？第三等级，直接面对国家的人。他们所谓中间阶层，指的是摆脱农奴制之后的市民阶层。

　　而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欧洲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农奴制的时代，我们中国所有人都是编户其民，是缴纳皇粮国税的子民，中国所有的人天然就跟国家在打交道，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准领主制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所谓的中间阶层，就是跟国家打交道的国民，那么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全体中国人都是所谓中产阶层，或者是中间等级，如果说条件，那个时候就具备了。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把秦始皇看成是大农奴主，所有人都是他的农奴，也可以说中国一个中间阶层都没有。一旦中国民主了，全国人民都是中间等级了，一旦中国不民主，中国就没有一个中间等级，因为你都是农奴嘛。

　　所以如果说在他们那里，是中间等级形成是民主的前提，那么在中国恐怕是相反的，中间等级是民主的后果，在不民主的条件下，那么你可以把皇上理解为一个大农奴主，我们都是他的农奴，那么富人也是，穷人也是。如果国家是我们的公仆了，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中间等级了。中间等级如果大家理解为中间收入者，这是很大的误解，这也是跟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我今天之所以还要重提这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把它和“剩男剩女”并列比较来看，就能看出199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和憧憬确实充满了一相情愿的玫瑰色。当年何清莲先生一本《现代化的陷阱》洛阳纸贵，有人担心书名被“反现代化”的人利用，“有些问题并不是因为“现代化”而产生的问题，而是中国在特殊情况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碰到的一 些特殊情况。因为“现代化”在西方也是有问题的，但“现代化”本身并不是个陷阱”。对此，何先生的解释是：“你说的对，是这么回事。这本书后来叫做《现代化的陷阱》，根本不是由我的意志决定的，也不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原名几易，最初叫《十字路口的中国》，意指中国现 在处在是进行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走建立公民法治社会的道路，还是沿目前这条路发展下去，走黑权结合的意大利式道路。后来说是太敏感，又反复斟酌，取名为《中国现代化 的陷阱》，但香港版本取名为《中国的陷阱》，国内版本后来为表示与香港的区别，改名 为《现代化的陷阱》，也去掉了朱学勤与秦晖的两篇序言——其实那两篇序言写得特别棒。 后来不少人认为这书是反现代化的，我也懒得解释，看了书自会明白。至于有的人还将这本书解读成为反全球化与现代化，更不是我的本意”。很显然，10年后再看何先生这书，很多东西正是“不幸言中”啊！最近几年，政治改革久拖不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左派回潮”的现象，经济领域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物价税收高涨、内需疲软、人们手上没钱……这种境况下，当然长不出“中产阶级”，连“中产阶级的生活”都是半张脸的神话，又谈何“中产阶级执政”！？